天祚者，姓耶律，名延禧，契丹第九代道宗洪基之孙，昭怀太子浚之子也。浚有罪被杀，而立延禧。乙卯岁四月二十九日生，身长六尺有馀，善骑射。道宗殂，延禧嗣立。辛巳岁正月十三日即位，号天祚皇帝。延禧未即位也，国人怜其父之冤，颇归心焉。及即位，拒谏饰非，穷奢极侈，盘于游畋，信用谗谄，纪纲废弛，人情怨怒。故金人乘其弊而攻之，所向辄克。十年之閒，身擒国亡，可不哀哉！

乙巳岁秋，平阳府就粮义胜军刘嗣初反，杀掠居民，转至怀州城下。兵马钤辖与两队将与之战，属沁水暴涨，官兵不利，钤辖及两队将皆战死。朝廷大发兵击之，嗣初遁归云中。九月末，中奉大夫、直秘阁霍安国知怀州。安国尝为燕山府路转运判官，颇习边事，数与同官言：「金人必为朝廷患，此州亦不可不备」。及计度增城浚濠，缮治器甲。又言：「安国在燕山时，郭药师尝言欲自有燕山之地，不烦朝廷置帅。诸同事不以为然，而安国深然之，乃具以奏，坐此放罢」。幕府怃然，以为不至若此也。十月閒，河閒府转运司牒怀州云：金人聚兵南来，令怀州防备。人皆云：「州去边境千里而远，岂能遽至此」？十二月，童贯自太原府回，行李甚匆遽。参议官、节度使范讷，翰林学士宇文虚中，中书舍人王云，皆夜过怀州。虚中昔与安国善，而劝安国为备甚切。会朝廷遣签书枢密院路允迪使于金国，割三关四镇之地。允迪至怀州，盘桓数日。传闻金人知允迪出使，必欲见允迪而后止。怀州士民数千人叩閤请允迪。允迪至高平，粘罕退过北关。太原城守未破也，朝廷以知枢密院李纲为宣抚使，督诸将救太原。又以资政殿学士刘韐为宣抚副使，中大夫、直秘阁范世雄为宣抚判官兼参谋，徽猷阁待制、枢密院都承旨折彦质为宣抚司勾当公事。参议官四人：京畿提刑王以宁，员外郎裴廪、直秘阁沈琯，宣议郎郭执中。主管机宜文字三员：枢密院编修邹柄、田亘，朝奉郎韩瓘。干办公事主管文字官赵楠、赵戬、张叔献、陈汤求、梁泽民、张牧。又以武功大夫、防禦使解潜为制置使，以种师中统西番人马，以许孝烈为前军统制。既而朝廷召李纲回，以折彦质为宣抚判官，又进折彦质为龙图阁直学士、宣抚副使。十月，怀州官因见彦质，彦质曰：「抚司兵马久在城里，困倦甚矣。一两日欲去西山下排对，少令意思舒豁」。次日遂行，去州二十五里，正在太行山下，逢李若水自大金奉使回，屏人密语，至夜还镇。仲熊请见，彦质忽曰：「今日有圣旨来说，更不差大河守禦使，只令彦质一面主管。仍访闻河阳大扰，令彦质往彼抚定。见说河阳人情惶惑，过如怀州，彦质须索自去」。次日遂往河阳。仲熊往见知州霍安国云：「番人来也，折彦质已走了」。安国曰：「待奏劾此人。兼怀州有粮有器甲，未便打得破。且大家同共上城，分地分守禦」。次日早，闻门外市人闹云：「番人来也」！仲熊使人往探，云：「安抚指挥已开了城门」。少顷，知河内县赵士傅归，仲熊访之，士傅出见，云：「番人来也，为之柰何」？仲熊曰：「何以知之」？士傅云：「城上送将牒来，云先锋都统勃极烈」。仲熊遂往北城上见安国，坐间见金人差泽州书吏一人来下文字，前面说「大金有道，中国背盟」数百言，兼说已降了晋、绛，令怀州速降。安国云：「如何回答」？即遣仲熊行。须臾，一燕人来相揖，少顷，有三十馀骑来相揖。仲熊问其师来之意，其人语言不逊，令一燕人译语云：「南宋背盟，我所以来。我大金皇帝有一统天下之志，国相英雄，今又以取了太原、晋、绛。你且看，太原犹自取了，则怀州何劳攻也。你但说与知州，令将状来，往见大都统娄宿孛堇」。令人传译，其所说大率略同。又问，仲熊一一叙述。内有燕人云：「是做《唐鉴》者孙子也」。又问：「与范仲淹是甚亲」？遣归，云：「来日与州主商量了，辰巳閒却不出来时，便攻打城也」。次日，仲熊缒城而下，见娄宿孛堇，问曰：「曾将得降状来否」？仲熊云：「不曾将来」。孛堇曰：「何故不肯拜降」？仲熊云：「彼此臣子，须各自理会。假使大金使一个臣僚守一城下，撞着别国兵马，便以城降，以为如何？若怀州不曾得大宋皇帝文字，却便归降，恐国相闻知，亦非所喜」。孛堇却喜曰：「说得是也。我更不攻打怀州」。仲熊云：「虽是都统不肯攻打怀州，却恐后队不知，告觅一文字」。孛堇曰：「我大金国不使文字，只一人传一箭与后队曰：令不要打怀州」。又令送仲熊归。霍安国即时具事实申奏朝廷，不见回报。仲熊既归之后，次日，又闻粘罕已过隆德府。霍安国遣仲熊迎见粘罕，说以弭兵。仲熊至西山，离怀州约三十馀里，逢见粘罕，仲熊云：「两朝已结盟好，誓不相攻。不虞国相元帅远屈台旆，以至于此，必是与中国有商量者事？大军所至，百姓未晓，如有所谕，乞说与仲熊，却令怀州安抚使霍安国奏知，别差近上臣僚来理会」。粘罕云：「更有甚事理会？尔南宋上皇数年前遣人自海上与大金结盟，共灭契丹。当时元约九州土地人民归你南宋，子女玉帛归我大金。及至各自兴兵，你南宋并不曾收得九州，却是我大金取了燕山府，为这已前盟约，将土地人民一齐交割与汝，是我有大恩德于汝南宋也。你既无以谢我，遂将营、平两州户口都在你南宋界里，我为见百姓父母妻子离散，情实不忍，便移檄去向南宋取两州户口。你南宋都不发遣，亦无回文，不肯依约。无柰兴兵，是时却是我先兴兵来。及至汴京城下，你上皇便不做，却教太子为主。见我兵势，惧见攻破，遂差使人，将三关四镇之地献与我大金。我信是实头言语，便引回去，更不侵掠，是我又有大恩德于你南宋也。你南宋却背盟约，密谕三镇坚守不附，又召天下兵援太原。我今日所以再兴兵出师，不可谓之无名。我本待一齐都要你南宋土地，又为大金皇帝圣旨，教且以见流黄河为界。你怀州合是我大金抚定去处，便合归降。我本欲便进兵，又为州县须要人民，若纵兵多杀人民，则坏了州县。你与我说与怀州知州，且早来降，保全家属、人民」。仲熊对曰：「元初大宋皇帝与大金皇帝结盟时，本州只不曾承得文字以黄河为界。乞差人至大宋皇帝处理会」。粘罕曰：「更何须差人去理会？我大金兵马如此，如今去便打破汴京，捉你赵皇帝来也」。仲熊对曰：「如此，却非所望于国相也。况是彼此大国，胜负未可知。假使真如国相之言，则非大金之福」。粘罕曰：「为甚却不是大金之福」。仲熊云：「如今便一一如国相所说，若是赵氏为君，则大金可以保岁币，必不肯更有不相承顺之事。若废了赵氏，为中国之地，必须中国人做主，有人起来，兴兵夺得，则是创业之主，与大金初无契分，亦无恩义相临，必不肯将岁币与大金，亦不肯割三关四镇。自此岁岁用兵，几时是了期？不过有人去国相处，道讨虏所获多于岁币。国相试仔细思量，此岂是忠言？讨虏得万万，是他人自将去？国内久用兵，民心怨恨，国相任其责，不如受岁币，安稳为大。以仲熊所见，不若与大宋皇帝商量，将三关四镇归大金，每岁更添岁币。其馀事宜，足可评泊」。粘罕曰：「也得与我三关四镇，每岁更与岁币二百万来。你且恁地差人去大宋皇帝处，说我且留军在怀、泽之閒，等你回报。已前发去者先锋虽为未见，次第便却唤回待指挥，教与不得胡乱杀人」。教仲熊赍回文与霍安国说此意，霍安国即时详悉，具状申奏朝廷。既十八日，回报不至，番人遂于城下治攻具。怀州又遣秀才六人往见粘罕，问曰：「范仲熊所说及此中文字，是霍安国不曾奏去，是赵皇没文字来」？六人皆云：「奏去十八日，未有回报」。粘罕大怒，奋身而起，曰：「为道是范仲熊小官，没人主张，言语不足听，不道是我交将我文字去。你南宋恁地无信行，从今日以后，更有文字来，我也不信，差使人来，我也不见！你且说与州主，一任你们忠孝，出战亦得，守城亦得，我只是不住手攻打也」。须臾，六人遂归。霍安国以仲熊知虏虚实，即差仲熊都大主管军马。是时，方得隆兴府路安抚使张有极于隆德府未破时发来怀州蜡书云：「金人于南关冲散董恩人马，迤逦前去，过隆德府」。关报怀州为备。时番人在城下日夜攻打，初用云梯。敌楼上用神臂弓、偏架，女墙上用斩马刀、大斧，每有番人上来，辄斩之。云梯既不能上，乃使鹅车洞子，状如数閒屋，皆以生皮裹了，下面藏数十人，执锹钁掘城，于鹅车洞子用小梯欲登城。又为城上人以草燃火，放火炮烧小梯，及炮打鹅车洞子，开陷板。于夜又礧石礧木，用金汁及热汤烧灌。既使不得鹅车洞子，乃立炮座数十。初放入撒星炮，其大如斗。城上人于敌楼上排大枋，堆尺馀粪土，上面结大索网，又括民閒青布帐幕以禦炮。而番人先用火炮延烧青布幕及索网，放虎蹲大炮九稍，其大如七八斗栲栳。每一炮到城，索网、粪土、大枋、楼柱皆破，城中人甚惧。霍安国令仲熊夜募锐士二百馀人，缒城劫寨，约到寨杀人放火，叫「九州汉儿反」，使其阵乱，因烧城下炮坐。既下城，见无数番人马军连路，极难行。至三更向尽，到炮坐下，先使十馀人放火，而阵不乱，遂硬相斗，各有杀伤。展转得出，比明，复缒城而上者二十四人。仲熊方往见霍安国，忽城上有人叫云：「东南上有白旗子来，是朝廷救兵来」。霍安国急令仲熊排人马，欲开北门，而番人已打散城上兵，城上立十数黑旗子，准备将领王美投濠而死。仲熊乃率千人与之巷战，民兵散去，仲熊被擒，见敌楼上张紫伞一柄，监军骨舍郎君坐其下，令人传译云：「何故不晓逆顺，抗拒王师」？仲熊曰：「仲熊是赵皇臣子，奉安抚司指挥来将兵，才微兵薄，分甘一死」。监军曰：「尔怀州久劳王师，本合一齐剿除，我为爱惜生灵，不欲按以军威。据军士之意，则要下城虏掠。你可仔细说与百姓」。既而怀州万馀人至城下，皆称云：「救范机宜去来」。又高声叫云：「机宜放心，若动著官人，后百姓与官人报雠」。监军使人传令曰：「不消如此」。又谓仲熊曰：「节制不在你，非你之罪，可贷命」。仲熊对曰：「仲熊愿乞一死」。监军曰：「我大金人说话，一句是一句，不似你南朝说话没凭据。既贷你命，只是贷你命，更无他公事。你且归去，为我唤取州主来，同见国相」。仲熊遂回，往州衙寻霍安国不见，又去城北道风楼上寻霍安国，亦不见，盖已为金人所擒。又押仲熊去，再到骨舍前，见知泽州高世由、通判吕民中皆同坐。骨舍先曰：「安抚已捉得也。天色已晚，你且去，明日见国相」。遂令监守。次日天未明，都捉去见粘罕。出南门约行二三里，有三座寨，其中寨，粘罕坐银交椅，皆令怀州官立其前。先引第一行，知州、通判、钤辖、都监、部队将、鼎澧路将、鼎澧路步队将共作一行，次州官一行，次监官一行，次县官一行。粘罕使番官传令曰：「你许多人是谁最不肯降」？霍安国云：「是宋朝守臣霍安国率众不降」。又问第一行诸军曰：「是州主不降，是你们都不降」？皆说：「某等与知州一般，皆不肯降」。又令于东北望大金拜降，霍安国云：「安国是大宋之臣，不曾得赵官家文字，如何拜降」？粘罕令引过，尽去衣服，用索执缚。又令高尚书说与其他人曰：「你们都是小官，不关你事，亦不要你降，各赦罪」。又令传过鼎澧路将官来，其鼎澧路将校到粘罕前，皆叫云：「不是某等不降，都是霍安国、范仲熊不降，且范仲熊曾领兵出战」。粘罕乃传令曰：「叫范仲熊」。遂于县官行中拖出，剥去衣服缚了，问曰：「元来是你不肯降」？仲熊对曰：「仲熊是赵皇臣子，岂敢便降」。又传令曰：「你全不怕我军令，为甚」？仲熊对曰：「仲熊昨日已蒙监军郎君贷命，云大金国一句便是一句，贷了便更无他公事，恃此所以不怕」。粘罕乃笑曰：「难当，难当」。又传令曰：「范仲熊已贷命，可赦罪」。乃命知州霍安国，奉议郎、通判林渊，武功大夫、济州防禦使、兵马钤辖张彭年，武经郎、都监赵士谔，敦武郎、都监张谌，修武郎、都监于潜，保义郎、统领鼎澧兵马钤辖沈敦，秉议郎、同统领鼎澧兵马张行中，及南兵部队将五人，同时被害。提举河东路常平、朝奉郎郝愉，司录、奉议郎刘汝贤，承直郎、司户曹事向咏，修武郎、司仪曹事郑道冲，修职郎、司兵曹事王说，从事郎、司刑曹事王舍，承议郎、教授王与权，迪功郎、修武县主簿侯从，从政郎、河内县主簿马亚，承节郎、市易务宋之祥，迪功郎、六曹掾张恩义，皆乞降。宗室朝奉郎、知河内县赵士傅，承直郎、司士曹事赵公誉，忠训郎、监酒赵不怠，保义郎、添差监酒赵公□，忠训郎、监市易务赵子韩，忠训郎、监仓赵不藏，并过河。金人坚要仲熊拜降，乃使之他居，绝其粮食。正是大雪，并无盖卧，身上雪厚一二尺，饥则吃雪，或拨雪取土中蔓菁根食之。如此七日，偶燕人见怜之，曰：「此是忠孝之人，可擘画物事与吃」。或袖熟牛肉、烧饼等见遗，遂得不死。一日，骨舍呼仲熊至其寨中，问曰：「闻得你读得书多，今问你两事：一则问韩信用兵人才高下，二则问刘景升、孙策何以不能成功」？仲熊对曰：「韩信才亦不高，故必设计。若才高，则不假诈谋，无与为敌。惟其才不高，故必设计，然后能取胜，如水上、沙囊、木罂、背水阵之类是也。刘景升、孙策虽天资英勇，然器轻，无君人之体，所以无成」。骨舍闻说大喜，亲屈膝劝仲熊饮酒，又以宣政殿学士宿弥离勃极烈官诰一道授仲熊。仲熊又力辞以义，不敢受。骨舍与粘罕至相得，而骨舍才尤高。自阿骨打在日，三人用事，未尝中覆，每有所为，便自专。阿骨打每抚其背曰：「孩儿们做得事，必不错也」。一切皆任之，以至出诰敕命皆相许自决，国中事无大小，非经此二人不行。至于兵事，骨舍又专之，粘罕总大纲而已。骨舍年长于粘罕，约年五十馀岁。粘罕庚申生。罕少兄事骨舍，且甚重之，与二太子颇不相得，盖二太子以贵，粘罕、骨舍以才自高，不肯相下云。

前知泽州高世由，金人差为西京留守。仲熊遂因高世由令其子往粘罕寨献酒，回讫说与世由，闻说龙图得国相指挥，招集西京人还业。仲熊亦是西京人，合还乡里。仍谕世由，以其尝为守臣，以郡迎降，岂能自安？不如自新，以洗前过。因先遣董伟往荥阳以来，召募义士。世由即达一书于番官韩仆射云：「世由初至洛阳，人情未安。有土豪范仲熊，见在郑州收管，乞令还乡，同共干当」。韩仆射以书呈，粘罕不乐，曰：「范仲熊是结连背叛、不顺大金之人，偶已贷命，不欲根治。今来高世由知其土豪，当此之际，却令还乡，有何意思」？令元帅府上伴依此批下。高世由得之大恐，遂止。

辛丑壬寅年，时朝廷新定燕山，调河北、河东、京东、京西之民，转菽粟、金帛、器甲往燕山，络绎于道。县吏部押来者，皆言燕山初定，盗贼不可胜数，剽劫行李，商旅遂绝。部押官往往在雄州，不敢北去。而燕、云两路官吏散处中国，其啸聚之民并引处内地，中国之民日夜疑之，而官吏亦不复以礼待遇，两相忿恨，数至喧争。至乙巳岁秋，平阳府就粮义胜军刘嗣初反，转至怀州城下，守臣霍安国禦退之。丙午岁十一月，黏罕陷怀州，杀霍安国。范仲熊贷命，令往郑州养济，途中与燕人同行，因问：「此中来者，是几国人，共有多少兵马」？其番人答言：「此中随国相来者，有达靼家，有奚家，有黑水家，有小葫芦家，有契丹家，有党项家，有黠戛斯家，有火石家，有回鹘家，有室韦家，有汉儿家，共不得见数目。其从河北随蟾目国王者，兵马更多，为拘占数国路。大金正军，不过十万煞。有生女真唤做埽地军，便是也」。以仲熊所亲见，黏罕寨有兵五万人，娄宿孛堇寨有兵万人。皆枪为前行，号曰硬军，人马皆全副甲，腰垂八棱棍棒一条，或刀一口，枪长一丈二尺，刀如中国屠刀，此皆骁卫之兵也。弓矢在后，设而不发，弓力不过七斗，箭多者不满百只。自大金兵外，其他国兵皆不带甲弓矢，或有或无，皆旋斫道傍木，执之为兵。黏罕军至步卒皆粟米粥，或烧猪肉，别无异品。番人主中国事者，高尚书、孙左司也。高尤亲要，兼充黏罕军前通事，谓吏人曰：「本司皆插笔于腰，文字极简。与人论谈，言皆成文。而檄书文字浅陋，几不可读」。凡番官平居，惟著上领褐衫，无上下之辨。富者著褐色毛衫，以羊裘、狼皮等为帽。传闻黏罕二太子初入中国时，止著褐布衫。既拔京城，其下无不衣锦绣。至月旦及视事，则幞头、公服、靴笏，皆如中国之制。仲熊每见黏罕著青貂裘半袖，时复露顶而坐。金人差女真沙里打为郑州，道士赵之才在郑州卖相，能挥四十五斤铁简，心胆可使，仲熊因谓之曰：「上皇为了无限道士，没一个报恩之才」。曰：「只是不用著之才，岂是不能？如今之才肯为赵官家，便死也不悔」。仲熊因与之谋杀沙里打，不果。四月四日，黏罕回军至郑州，教一番兵引去见少帝。其人引仲熊到清德太平库前，中有内侍及妇人数人，中一人身甚瘦，人指云：「此少帝也」。仲熊拜讫，云：「臣受国恩，才薄位卑，无所展效，致陛下及此，死有馀责」。帝不言，金人已叱仲熊令退。有番官梁庆裔来叫仲熊，曰：「国相有台旨，有国书送你归」。书题曰：书致于南朝皇帝阙下，骨卢你移赍勃极烈左副元帅。不写姓名，只用一元帅府印，下云：「谨封」。书云：「天会五年四月日，骨卢你移赍勃极烈左副元帅谨致书于南朝皇帝阙下：早者攻下怀州，内有乡贯系河南人，以不系朝廷措置州县人民，随军将带前来，北至汴京了毕，权令郑州就粮养济。除情愿归降，已发过河北外，内有不愿归降人，从事郎、怀州河内县丞范仲熊，遣令还乡。仰冀英聪，俯为亮悉。专奉书陈达，不宣。谨白」。庆裔遣马军一人至京师投下，仲熊遂归。

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论，而言之者或不免于有所避就，故多失之。若诸公熙宁《日录》之辩是也。尝记顷年获侍坐于故端殿上饶汪公，纵言及于《日录》，熹因妄谓《日录》固为邪说，然诸贤攻之亦未得其要领，是以言者渎而听者疑，用力多而见功寡也。盖尝即其书而考之，则凡安石之所以惑乱神祖之聪明而变移其心术，使不得遂其大有为之志，而反为一世祸败之原者，其隐微深切，皆聚此书。而其词锋笔势纵横捭阖，炜烨谲诳，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，非安石之手不能书也。以为蔡卞撰造之言，固无是理。况其见诸行事，深切著明者，又已相为表里，亦不待晚年怼笔有所增加而后为可罪也。然使当时用其垂绝之智举而焚之，则后来载笔之士于其帷幄之间深谋密计虽欲毕力搜访，极意形容，势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。而传闻异词，虚实相半，亦不能使人无溢恶之疑。且如「勿令上知」之语，世所共传，终以手笔不存，故使陆佃得为隐讳。虽以元祐众贤之力，争辩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（此见陆佃《供答史院取问状》。）。何幸其徒自为失计，出此真迹以暴其恶于天下，便当摭其肆情反理之实，正其迷国误朝之罪，而直以安石为诛首，是乃所谓自然不易之公论。不唯可以订已往之谬，而又足以开后来之惑。柰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，反为迂曲回互之言，指为撰造增加、诬伪谤诋之书，而欲加刊削，以灭其迹乎？汪公叹息，深以愚言为然。今观闲乐陈公遗帖、了斋陈公表稿，追忆前语，自愧学之不进，所知不能有以甚异于往时，又叹汪公之不可复见也，为之掩卷太息而书其后。抑又尝怪了翁晚岁之论多出此帖之馀，然其自讼改过之书，曾无一言以及此。而独谓龟山杨氏寔发其机（语见《责沈》。其所赠兄孙渐者，即几叟少卿，后改名渊者也。几叟，杨公之婿，尝以杨公之语告翁曰：「更留那老子做甚底？」翁初亦骇其言，几叟复为反复申言之，翁乃悔悟，故其语曰：「余之自讼改过，赖其一言。而渐于是时亦以所闻警余之谬云。」），是则论者亦颇疑之。而以今考之，此书之作寔在建中、崇宁之间（书云：「吾友迁谪，犹居善地」，疑居袁州时也。），且其言犹以《日录》为蔡卞之所托。而其后了翁合浦《尊尧》之书，亦未直攻安石也。至于大观初年，而后四明之论始作（进表虽在政和元年，然公居明州，实大观初年也。）。则其推言所自，独归功于杨氏，而不及闲乐，有不可诬者矣。顾其后书虽谓天使安石自写诬悖之心，然犹有「怼笔增加，归过神考」之云，则终未免于所谓有所回互避就而失之者也。又观闲乐此书之指，所以罪状安石者至深切矣，然考其事，不过数条。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，废《春秋》而谓人主有北面之礼也，学本出于刑名度数而不足于性命道德也，释经奥义多出先儒而旁引释氏也。是数条者，安石信无所逃其罪矣。然其所以受病之源，遗祸之本，则闲乐之言有所未及，而其所指以为说者，亦自不能使人无可恨也。今亦无论其他，而姑以安石之素行与《日录》之首章言之，则安石行己立朝之大节在当世为如何？而其始见神宗也，直以汉文帝、唐太宗之不足法者为言，复以诸葛亮、魏玄成之不足为者自任，此其志识之卓然，又皆秦汉以来诸儒所未闻者，而岂一时诸贤之所及哉！然其为人，质虽清介而器本偏狭，志虽高远而学实凡近。其所论说，盖特见闻亿度之近似耳。顾乃挟以为高，足己自圣，不复知以格物致知、克己复礼为事，而勉求其所未至，以增益其所不能，是以其于天下之事，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于前，又以狠愎徇私而败之于后。此其所以为受病之原而闲乐未之言也。若其所以遗祸之本，则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，使之悦其高、骇其奇而意斯人之不可无矣。及其任之以事而日听其言，则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无也，于是为之力拒群言而一听其所为，唯恐其一旦去我而无与成吾事也。及其吁谟既久，渐涵透彻，则遂心融神会而与之为一，以至于能掣其柄而自操之，则其运动弛张，又已在我，而彼之用舍去留，不足为吾重轻矣。于是安石卒去，而天下之政始尽出于宸衷。了翁所谓「万几独运于元丰」，闲乐所谓「屏弃金陵，十年不召」者，盖皆指此。然了翁知其独运，而不知其所运者乃安石之机；闲乐见安石之身若不用，而不知其心之未尝不用也。是以凡安石之所为，卒之得以附于陵庙之尊，托于谟训之重，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议，以至于鱼烂河决而后已焉。此则安石所以遗祸之本，而闲乐亦未之言也。若闲乐之论祖宗法度但当谨守而不可变，尤为痛切，是固然矣。然祖宗之所以为法，盖亦因事制宜，以趋一时之便，而其仰循前代，俯徇流俗者，尚多有之，未必皆其竭心思、法圣智以遗子孙，而欲其万世守之者也。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无弊，则变而通之，是乃后人之责。故庆历之初，杜、范、韩、富诸公变之不遂，而论者至今以为恨。况其后此又数十年，其弊固当益甚于前，而当时议者亦多以为当变。如吕正献公父子《家传》及河南程氏、眉山苏氏之书，盖皆可考。虽闲乐此论若有不同，而不免亦有「仁皇之末，适当因革之时」之说，则是安石之变法，固不可谓非其时，而其设心亦未为失其正也。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讲精思，以为百全无弊可久之计，是以天下之民不以为便。而一时元臣故老、贤士大夫群起而力争之者，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实，至其所以为说，又多出于安石规模之下，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，以为天下之人真莫己若，而阴幸其言之不足为己病，因遂肆其狠愎，倒行逆施，固不复可望其能胜己私以求利病之实，而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。此新法之祸所以卒至于横流而不可救。闲乐虽能深斥其非，而未察其所以为非者乃由于此，此其为说所以不能使人无所恨者一也。至谓安石远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，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册，虽时有先后而道无古今，举而行之，正不能无望于后之君子。但其名实之辨，本末之序，缓急之宜，则有不可以毫釐差者。苟能于此察焉而无所悖，则其遗法虽若渺茫不可稽考，然神而明之，在我而已，何不可行之有？彼安石之所谓《周礼》，乃姑取其附于己意者，而借其名高以服众口耳，岂真有意于古者哉？若真有意于古，则格君之本，亲贤之务，养民之政，善俗之方，凡古之所谓当先而宜急者，曷为不少留意，而独于财利兵刑为汲汲耶？大本不正，名是实非，先后之宜又皆倒置，以是稽古，徒益乱耳，岂专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？闲乐不察乎此而断然自画，直以三代之法为不可行，又独指其渺茫不可稽考者而讥之，此又使人不能无恨者二也。若安石之废《春秋》，语北面，则亦其志识过高而不能穷理胜私之弊。是以厌三传凡例条目之烦，恶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太过者，而不思其大伦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诬者也。因前圣尊师重道之意，以推武王、太公之事有太过者，而所以考其礼之文者有未详也。是其阙于审重而轻为论说，直废大典，固为可罪。然谓其因此而乱君臣之名分，又并与《孟子》迭为宾主之说而非之，则亦峻文深诋而矫枉过直矣。此又其使人不能无恨者三也。若夫道德性命之与刑名度数，则其精粗本末虽若有间，然其相为表里，如影随形，则又不可得而分别也。今谓安石之学独有得于刑名度数，而道德性命则为有所不足，是不知其于此既有不足，则于彼也亦将何自而得其正耶？夫以佛老之言为妙道，而谓礼法事变为粗迹，此正王氏之深蔽。今欲讥之而不免反堕其说之中，则已误矣。又况其于粗迹之谬，可指而言者盖亦不可胜数，政恐未可轻以有得许之也。今姑举其一二而言之。若其实有得于刑名度数也，则其所以修于身者，岂至于与僧卧地而顾客禠衣，如钱景谌之所叙乎？所以著于篇者，岂至于分文析字以为学，而又不能辩乎？六书之法，如《字说》之书乎（了翁以为安石之进《字说》，盖欲布之海内。神考虽好其书，玩味不忘，而不以布于海内者，以教化之本不在是也。此亦非是。夫《周礼》六艺之教所谓书者，不过使人以六书之法分别天下之书文，而知此字之声形为如何，欲其远近齐同而不乱耳。非有真空无相无作之说也。安石既废其五法，而专以会意为言，有所不通，则遂旁取后来书传一时偶然之语以为證。至其甚也，则又远引老佛之言，前世中国所未尝有者而说合之，其穿凿舛缪，显然之迹如此，岂但不知性命道德之本，而亦岂可谓其有得于刑名度数之末哉？不唯以此自误，又以其说上惑人主，使其玩味于此而不忘，其罪为大。了翁之言，盖亦疏矣。）？所以施于家者，岂至于使其妻穷奢极侈，斥逐娣姒而诟叱官吏，如林希、魏泰之所书？岂至于使其子囚首跣足，箕踞于前而干预国政，如邵伯温之所记乎？所以施于政者，岂至于乖事理、咈民情，而于当世礼乐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理者，乃不能一有所正，至其小者，如鹌鹑公事，按问条法亦皆缪戾烦碎，而不即于人心乎？以此等而推之，则如闲乐之所云，亦恐其未免于过予，而其所以不能使人无可恨者四也。若其释经之病，则亦以自处太高而不能明理胜私之故，故于圣贤之言既不能虚心静虑以求其立言之本意，于诸儒之同异又不能反复详密以辨其为说之是非，但以己意穿凿附丽，极其力之所通而肆为支蔓浮虚之说。至于天命人心、日用事物之所以然，既已不能反求诸身以验其实，则一切举而归之于佛老。及论先王之政，则又骋私意、饰奸言以为违众自用、剥民兴利、斥逐忠贤、杜塞公论之地。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为事者，则或苟因旧说而不暇择其是非也。闲乐于此乃不责其违本旨、弃旧说、惑异教、文奸言之罪，而徒讥其奥义多出郑、孔，意若反病其不能尽黜先儒之说，以自为一家之言者，则又不能使人无恨者五也。夫安石以其学术之误，败国殄民，至于如此，而起自熙、丰，讫于宣、靖，六十年间，诵说推明，按为国是。鄙儒俗生随风而靡者既无足道，有识之士则孰有不寒心者？顾以奸贼蔽蒙，禁网严密，是以饮气吞声，莫敢指议。独两陈公乃能出死力以排之，其于平居书疏还往，讲论切磨，唯恐其言之不尽，斯亦可谓贤矣。然其所以为说者不过如此，岂其所以为学者亦自未得圣贤之门户，所以观理制事者犹未免于有蔽而然耶？故尝历考一时诸贤之论以求至当，则唯龟山杨氏指其离内外、判心迹，使道常无用于天下，而经世之务皆私智之凿者，最为近之。其论绍述而以为当师其意，不当泥其迹者，亦能曲尽其理之当，而无回互之失（见《龟山语录》因邹道乡之论而发者。）。虽元城刘公，所谓只宗神考者有所不逮（刘公语见韩瓘《谈录》。），不但两陈公而已也。然及其请罢庙学配食之章，则又不能如其平日之言，以正其罪。顾乃屑屑焉偏指《凫鹥》一义以为实奢汰之原，此为获杀人于货之盗而议其窃钩之罪，对放饭流歠之客而议其齿决之非，视两陈公之言，乃反有不能及者。是以至今又几百年，而其是非之原终未明白。往者虽不足论，而来者之监亦学者之所不可不知也。故窃并著其说，以俟同志讲而择焉。

己未八月，因为精舍诸生说，偶记庄生语云：「其所谓道非道，则所言之韪不免于非」，此正王氏之谓也。后两日，有语予曰：「荆公正坐为一道德所误耳」。予谓之曰：「一道德者，先王之政，非王氏之私说也。子何病焉？若道此语于荆公之前，彼不过相视一笑而言曰：『正为公不识道德耳』。吾恐子之将无词以对也」。两转语偶与前说相似，故笔其后云。

若砚不欲受水，则墨亦不欲磨砚。至于笔不欲点墨，纸不欲落笔，惟投县过白纸者即得之也。雨暗窗昏，旅思大不佳，书以示德全，而病目又不能写字也。正月二十二日天台教僧。